到了《希望》這一章節(jié)，塞德爾的“文化基因決定論”已然十分清晰。對于那些生活在西方宗教主義國家中的孩子們來說，愿望的求而不得顯然是因為《愛》與《希望》與《信仰》這三者之間的距離相隔甚遠，而她們之間的交流和溝通又時時踩不對點：母親打電話時女兒在禁欲減肥，女兒打電話時母親在縱欲享樂；而女兒偷偷寄給“父親”的情書不是得不到回音，就是被世俗意義上的倫理道德明確地拒絕。訓練營中的紀律標準與青春叛逆期里的恣意放縱形成自然而鮮明的對比，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孩子們似乎必須在母親的“愛”與姨母的“信仰”之間做出選擇。在塞德爾的電影語境里，思想的同化等于身體與行為的同化。海報里三個女孩目光一致地坐在替補席上，不知懷揣“希望”處于中間位置的女主角如何解答這一復雜的浮士德難題。